日本对的近现代化建设，『始终是站在殖民地政策的原则立场上，不愿谋求全面的发展。』发展台湾的基础建设是为了日本与台湾的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口；发展肥料工业是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农业是为了重工业的原材料。配套的『流水线』下来，以最终的产品，如农产品或工业成品，输出到日本。『要榨取台湾，必先把台湾建设起来才行，因此要首先对邮政、电信、航运、港湾、道路、铁路等，从原已略有基础的交通上，按部就班进行建设』掠夺资源是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最核心政策，而执行这些政策所带来的近现代化建设（包括基础建设、制度建设和教育等），客观是有一定的建设成果，并对台湾以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一、统计制度和统一度量衡
在被日本占领之前，台湾一直都没有进行现代的人口统计。真正的现代人口统计适于日据时期。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重视户口的等级和管制，并从1905年开始每隔五年实施人口普查或『国情调查』。此外，台湾总督府强烈依赖统计制度作出决策，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现代的统计制度。总督府在1898年发布《台湾地籍规则》和《台湾土地调查规则》，开始对台湾的所有土地进行调查统计。虽然总督府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天地赋税收入，但客观上厘清了清代遗留下来土地权属紊乱的局面，并归于明确。这为后来台湾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总督府利用三角测量技术，对台湾本岛和周边岛屿进行了相机的测量并完成了一些地图，这对台湾的资源开始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为了更好利用林业资源，总督府也进行了山林调查，完成了对台湾动植物的系统化、科学化的调查研究。这对台湾后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大陆在秦朝秦始皇的非凡远见下统一了境内的『度量衡』。但台湾自纳入清朝统治之后，一直没有统一度量衡。（从中也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对台湾是多么的消极）总督府1900年颁布了《台湾度量衡条例》，统一了当地非常紊乱的度量衡制度。统一的度量衡与后来的货币制度后，能加速台湾与日本的融合。
二、台湾银行
台湾第一间银行并不是台湾银行，而是日本的『大阪中立银行』在台湾设立的一间分行。该分行于1896年6月正式批准，成为台湾第一间金融银行。
1897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台湾银行法》。同年11月成立台湾银行创立委员会，开始筹备“台湾银行”的工作。1899年3月修改《台湾银行法》，日本政府认购台湾因哈格股份，同年6月，总督府成立了“株式会社台湾银行”。9月，开始营业并发行了台湾第一张纸币『台湾通行券』。至日据时期结束，台湾银行一直是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除了货币印制外，台湾银行也扶持日本企业在台湾的贷款业务。由此，日本成立的台湾银行引导了日本的资金大量涌进台湾，并以之为跳板进入东南亚市场。除了设立台湾银行之外，台湾总督府还设立了彰化银行（成立于1905年，是台湾最早真正由民间自行筹资设立的银行，至今仍在营业）、嘉义银行、台湾商工银行、新高银行、华南银行（1919年创立，与第一银行、彰化银行并称为『省属三商银』）、劝业银行、第一银行（创立于1899年11月，原名为台湾贮蓄银行，1912年与台湾商工银行合并成为『台湾商工银行』，1923年合并『嘉义银行』和『新高银行』。国民党到台湾后将其改制为『第一商业银行』并延续至今）等近10家银行机构。此外，台湾总督府还设立了大量的银行体制外的金融机构，如信用社、信托社等。
金融的发展和捆绑的贸易措施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台湾的近现代化进程，并促进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教育发展
1895年台湾总督府在台湾台北设立了台湾第一所实验性义务教育的小学，并随后全台湾设立了更多义务小学，并专门为原住民设置了公学校。台湾的基础义务教育在初期分为台湾人就读的公学校和日本人就读的小学校。直到1929年，总督府重新修订了《台湾教育令》，使得台湾教育体系与日本一致，采用台湾人与日本人共学制度。1941年，总督府保留了蕃童教育所之外，将小学校、蕃人公学校与公学校并为国民学校，就学资格为8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台湾籍儿童的入学率从1904年的3.8%提高至1944年的71.3%，提高速度并不迅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台湾的学校不够。但日本籍的儿童入学率在1905年是67.7%，5年后，飙升至90.9%，远高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
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本却并不希望台湾民众受到太多的高等教育。总督府在台湾设置的高等院校有：帝国大学（后为国立台湾大学），台北高等学校（后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工业专门学校（后为国立成功大学），商业专门学校（后为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医学专门学校（台湾大学医学专修科），农林专门学校（后并入国立台北大学），私立台北女子专门学校（后解散）。台湾人在日本文化的影响下，比较倾向于就读当时毕业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师范和医生专业，导致这两类学校专业发展比较快且竞争激烈。同时也造就了在台湾教师和医生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当时的总督府为了应对技术劳动的亏缺，大力发展了职业教育，这是的台湾的基层技术人员不再匮乏。
虽然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教育具有很严重的阶层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在教育建设方面对台湾有一定的贡献，这方面表现在技术方面。
四、发展铁路交通
台湾岛内山多平地少，交通一直以来都极为不便。日据期间，总督府为了更有效实行『一对一』的殖民统治，于1899年11月8日成立了『铁道部』，开始积极从事交通建设。1899年从台湾巡抚刘铭传手中接手过铁路规划之后，马上开始兴建纵贯铁路，南北同时开工，1908年完工。该纵贯线的完工极大地提高了台湾地区的交通便利性，人称是台湾的『空间革命』，让过去台湾南北需要几天时间的交通缩短至朝发夕至。由此带来的是极大的经济效益和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纵贯线已经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故，台湾总督府决定兴建『海岸线』。此外，民营的铁路在当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如糖业铁路、盐业铁路、矿业铁路和轻便铁路等遍布全岛，形成完善的地方交通网络。当时乘地方铁路的『小火车』接驳至纵贯线乘『大火车』是人们普通的交通方式。
总督府在台湾兴建了大量的铁路，虽改变不了其殖民本质，但客观上总督府的铁路规划对台湾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交通运输得到实质的改善之后，随之带来的是邮政、电信的通信的便利。台湾的大动脉----纵贯线至此已运行一百多年了，并在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中进行了电气化重新焕发活力并继续发挥巨大作用。
五、建设基隆港和高雄港
西班牙占领台湾时已经对基隆港有过调查和部分建设。清政府统治期间开启了基隆港的发展，并在1886年正式开放成商港。但后来刘铭传进行的并委任台湾首富林维源总办的建港规划由于刘的离职而只完成一座码头，其余全部未实行。日据时期，基隆港进行了大规模建设时期，但这并不是有日本政府主导的，而是由日本军方负责。从1899年之1944年进行的五期筑港工程，使得基隆港的设施非常完备，奠定了日后基隆港的发展基础，并使得基隆港一直是台湾第一大港的位置直到1970年代。
原称『打狗港』的高雄港早荷兰和郑成功占据时期均有发展。1863年成立了海关高雄管。由于台湾本地人民的抵抗，直到1896年9月日本才占领高雄港。此后，为了加强货运能力，于1900年进行扩建。扩建后的高雄港在最高峰期间的吞吐量于1939年达到320万吨之巨。国民党接手之后，又继续进行扩建，使得高雄港长期位于世界货柜吞吐量第三大港。，目前它占全岛吞吐量的2/3。
基隆港和高雄港的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港口、台湾进出口的门户，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并且为台湾光复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六、农业及水利设施建设
日本殖民者的目的在于『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一方面输出农产品以弥补日本农产品的不足，另外一方面成为日本工业品的市场。台湾总督府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经济政策下，发展农业是它首要目标。日本在台湾发展农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糖业。为谋求产量的增加，总督府首先进行一系列的糖业改革，包括引进新甘蔗品种、改善制糖方法，奖励从事糖业的业主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糖业的产量，促进了糖业的发展，使得糖成为台湾最有代表性的农产品，糖业成为台湾当时最大的产业。但是由于甘蔗的价格由糖厂决定，而且大部分的制糖厂是来自日本的企业，故台湾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不高，生活也困苦。1921年日本稻作专家矶永吉改造日本种稻米改良为『蓬莱米』成功，并在台北草山第一次试种。『蓬莱米』是台湾外销，主要到日本的米种中口碑甚好的一种。并且产量比当地稻米高，总督府的强力推行下，台湾的稻米产量激增，并与糖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农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水利设施。为此，总督府于1901年颁布了《台湾公共埤圳规则》。根据这个规则重修了老旧埤圳和兴建埤圳。最突出的莫过于『嘉南大圳』的建设，其中包括东南亚第一大的乌山头水库的创建工程。在台湾总督府的主导下，于1920年开工，1930年竣工。工程历时10年竣工之后，嘉南平原的水田增加了30倍，灌溉面积占全岛耕地的14%之巨。同时引进的还有农作物三年轮灌制，对台湾的农业发展贡献非常巨大，也因此现在很多台湾人依然念念不忘、推崇当时总督府工程师八田与一。这些水利设施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对地主和总督府的贡献是最大的。
七、成立农会
1900年台湾农业组织----农会在三角涌（台北三峡）成立，迄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台湾农会最初是由富裕农民和地主发起成立的，并在得到台湾总督府的官方许可之后。其目的是为了农事实验、作物品种改良、肥料配购和耕作技术与劳动力改良等技术层面的改良与推广。至于为共同从事拓殖垦荒工作增加农民收益、确保耕作权、要求减租是农会出现的说法，从农会出现的年代（1900年）、台湾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方式（严厉、残酷、剥削和一对一方式）和台湾农民当时的素质等综合考虑，不太可能。协助殖民政府推动农业施政和维护以地主为中心的农民利益才是农会成立的最初目的。
1908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农会规则》和《台湾农会规则施行规则》将存在长达8年的农会进行法律化和系统管理。1943年12月颁布《台湾农业会令》，将农会与其他产业组合合并，成立一体化的农业组织----农业会。三级制管理系统为对应台湾总督府、州厅、市街庄三级行政体系。农业组织从初期民间自发到后来半官办色彩，体现出台湾总督府对农民政策的新变化。客观地说，农会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农业的发展。今天依然存在的台湾农会在组织架构上，发展路线以及各种功能方面在日据时期已经有坚实的基础了，比如日据时期基层农会就已经有信用功能，今天的农会也依然延续这项功能。
八、地方自治与选举
经济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是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当地的政治发展，迫使台湾总督府不得不释放一些政治权利给民众。
1935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根据自治制度，『州会』、『市会』、『街庄协议会』三级由全部的官选改制为半官选半民选；妇女没有选举权。在1935年11月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一次选举。虽然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的民选及普选，但一定程度上靠近了民主。后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提出的普选和全部议员民选的改革主张并没有被总督府接受。
九、其他社会生活方面
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将台湾满清时期的普遍社会现象----吸食鸦片、裹足和扎辫定为『三大陋习』。最初总督府用法令和鸦片官卖的方式禁止民众吸食鸦片，但由于吸食人数过多导致利润巨大，总督府逐渐放松管制。但由于后来民众的抗议，才被迫办颁发更加严厉的法令。1900年总督府举行杨文慧，提倡接触裹足陋习。1915年颁布禁止裹足的条例并有严厉的连坐惩罚处分，裹足遂绝迹。但对于扎辫，总督府却无任何的约束性法令的出台。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扎辫现象自行消失。
在公共卫生方面，台湾总督府始终重视台湾的公共卫生，原因是日军曾因患传染病死亡的甚多。总督府在全岛广设卫生所但不兴建大医院，从日本引进医生。总督府建立的这套医疗体系直到80年代才得以改观，足见对台湾影响之深远。为了将公共卫生深入发展，总督府将公共卫生教育纳入到台湾民众的教育体系中，使得一般民众均有现代卫生意识。同时也培养高级医务人才，主要是从高等教育机构中设立医学科和增加投入。
日据时期，总督府也发展了不少电力事业。1903年2月总督府批准成立台北电气株式会社，在深坑一带兴建水力发电厂以供台北市。1905年兴建的龟山发电所，是全台第一座水利发电所。1919年总督府组建成立『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并计划兴建当时亚洲最大的发水力电厂。1934年完成的日月潭第一发电所，次年及1941年完成第二发电所和万大发电所。
